《寄生虫》在奥斯卡揽括四项大奖，导演奉俊昊与奖杯合影
《寄生虫》剧组亮相奥斯卡
2月10日，第92届奥斯卡颁奖礼在洛杉矶落下帷幕，韩国电影《寄生虫》揽括四项大奖，成为了本届奥斯卡的最大赢家。获得六项大奖提名，并最终将四项大奖收入囊中，《寄生虫》不仅成为了韩国电影史的奇迹，也改写了亚洲的“冲奥史”，导演奉俊昊成为当前神话级的导演，韩国网友更封他为心中“第五大国宝”。除了舆论的热议，韩国电视台KBS也特别推出了一档节目来聊《寄生虫》好莱坞登陆记，细数《寄生虫》和奉俊昊导演的冲奥之路。
世界级奖项铺就奥斯卡四冠之路
节目回顾了《寄生虫》一路在海外影坛的表现，能成为本届奥斯卡四冠王，既不是偶然也不是意外。从获得第72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开始，《寄生虫》已经获得了多个海外电影的奖项。
2020年1月，《寄生虫》开启了在美国的获奖之旅。在奥斯卡的前哨--金球奖上，《寄生虫》拿到三项提名，最终获得最佳外语片奖，这也是韩国电影史上第一次获得金球奖。而接下来，在美国演员工会奖、编剧工会奖等颁奖礼中，《寄生虫》接连夺得奖项，彰显它在业界获得的认可。
总计两百多个海外电影奖项，每个都为《寄生虫》的奥斯卡之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节目的采访中，可以看到，对《寄生虫》的各位演员来说，更有意义的是，布拉德·皮特这样曾经只能艳羡的明星如今成为了同一届奥斯卡的竞争对手。
《寄生虫》北美发行公司代表Tom Quinn也激动的表示，有很多韩国人出现在了奥斯卡的合照中已是历史性的瞬间。
韩国人演绎资本主义共通故事
除了获得无数专业人士的好评，在世界范围内的超高票房也表明，《寄生虫》也获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在全世界40多个国家上映的《寄生虫》去年创下了1500亿韩元（约人民币8.84亿）的票房。上映100天后，《寄生虫》在北美的票房已达377亿韩元（约人民币2.22亿），创下了韩国电影在北美地区的最高记录。在沉重的韩日关系中，《寄生虫》在日本的表现也不俗。2020年1月10日，《寄生虫》在日本上映，至今也已有100万的观影人数，日本导演阪本顺治更是评价它是一部让人跪拜的电影。在美国代表性的电影评论网站烂番茄上，超过75%就可以评为成功之作，而《寄生虫》获得了99%的好评。这其中获得好评的最大理由是影片的主题。
正如奉俊昊在金球奖获奖时所言“字幕、标题的壁垒也不是壁垒，如果越过这一英寸左右的壁垒，大家就可以享受到更多的电影。”也正像成为电影中主角把价格昂贵的韩牛放入价格低廉的拉面里一样，《寄生虫》所表达的正是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而这一问题不仅是在韩国，也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会出现的现象。烂番茄的主编Joel Meares谈到《寄生虫》时表示：“过去十年间，贫富差距的增加成为主要的社会问题。即使有人们难以理解的文化差异，这个主题（贫富差距）也能让人立刻理解。”一名身着《寄生虫》主题t恤的观众在采访时也表示“电影讲述的是非常特殊的韩国社会，又很好地拍出了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全世界共通的资本主义故事，让《寄生虫》获得了世界范围的通行证。
喜剧外壳讽刺内核的奉俊昊式故事
KBS的节目进一步分析电影的成功，除了选用世界范围有共通性的话题--贫富差距作为影片主题，《寄生虫》用喜剧外壳包裹社会讽刺意味的表现方式也让影片更具全球吸引力，这也正是奉俊昊的一贯故事叙述风格。
在第二部作品《杀人回忆》中，奉俊昊式这种叙事风格已然形成，无论是从主体意识还是完成度，《杀人回忆》与《寄生虫》都很相似。《杀人回忆》在上映时也获得了超过500万的观影人数。前不久美国举办的奉俊昊导演的回顾展“bong show”上也再映了这部影片。
《寄生虫》北美发行公司代表Tom Quinn也直言：“把严肃，悲剧性主题成功地用幽默表现出来，很少能看到可以展示这些的导演，这样的导演和演员们的组合也不太多。”一名参加了奉俊昊回顾展的观众也表示，“奉俊昊导演把幽默融入进电影里的方式非常厉害，我喜欢用搞笑滑稽的方式表现现实中发生的严肃的事情。”
细节上的搞笑与主题相联系也一直是《寄生虫》的目标。
在电影中饰演“莲乔”的演员赵茹贞在采访中说，“导演即兴在餐桌上用饭粒，辣酱画了画，说这是巴斯奎特（美国现代画家）式的，”Like 辣酱 is Red”，用这种方式说的话太有意思了。导演在现场似乎无心说的话，经常会用在必要的台词上，这个能力真的很神奇。”
而这种形式的完美呈现也离不开奉俊昊独有的导演方式，他通常会亲自绘制分镜，而影片最终的画面往往都能做到与分镜的完美再现。电影《杀人回忆》的制作人金武玲在采访中也表示：“当时电影的场记曾把自己手中的分镜剧本放在屏幕上，对比后发现两者简直一模一样。”
《寄生虫》之外的韩国影坛
在节目的最后，关注焦点回到了韩国电影本身。《寄生虫》的跑出，到底能给韩国电影带来什么？
奉俊昊的处女作《绑架门口的狗》从票房来看是失败的，导演任毕成仍然认为，这部影片给了电影行业一个新的机会：“如果一开始没有制作这部电影的话，商业上看就不会再给制作这种陌生题材电影的机会了，但我觉得奉俊昊导演后，应该要继续出来优秀的后辈，在这方面，放眼整个电影届这仍然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思考的时间。”
而到了第二部电影《杀人回忆》拍摄之时，恰逢韩国的事先审片制度刚刚消失，因而让导演和演员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影片拍到满意。摄影导演金武玲回忆称“当时不论是制片人的策划还是导演的拍摄方式，都比现在要自由。所以唯独《杀人回忆》上映那一年，同时上映了很多厉害的电影。”导演任毕成在回忆当时更是称那个时代很像“西部开发时代”：“导演，制作人，投资公司，所有人想一起做出新的故事，新的演员，新的类型的电影。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导演才可以出道。”
而到了《寄生虫》，它除了在国际上成为了非英语类影片的先河，对于韩国国内的电影来说，它也可以为电影业提供发展的借鉴。
电影评论家崔光熙表示，“《寄生虫》的范本就是100%从头到尾认可导演的才能，也就是说不会用投资者的伦理来介入导演的创作过程。制片人和导演之间合作的过程中，不能有金钱来施压。”但她同时也认识到只有奉俊昊导演才能做到这一点。
另一部与《寄生虫》一样，在韩国电影圈引起热议的电影《蜂鸟》就没有这样的好运。
影片的导演金宝拉曾经找了8、9个投资公司但都被拒绝，最后通过应募各种基金完成了电影制作。
韩国电影面对的事实是，大企业对电影产业的支配，会极大的压缩新人导演的创作空间。
2019年是韩国电影的100周年，奉俊昊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很希望能在韩国电影100周年之际登上奥斯卡的舞台，而如今，奉俊昊也终于如愿以偿。
韩国每年都有700部作品上映，但却只有一个奉俊昊出现，这让韩国影坛也开始冷静反思：在变化之中，韩国社会是否还能守住挑战的勇气？如果青年奉俊昊生活在2020年，那么《被绑架的狗》又能否拍成电影？（实习生zxk/文）
